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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內、外復雜嚴峻的環境下，明年實現國民經濟“穩中求進”的難度較大，政府經濟調控面臨較多不利因素；國際方面，中國經濟必須面對國際環境的巨大不確定性，但外部風險難控。為有效化解風險和克服各項困難，還需要更多地倚重市場機制進行經濟調控。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2年經濟社會工作的總基調是“穩中求進”，要繼續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三者關系，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于處于發展改革重要關頭的中國，這無疑指出了正確方向和明確目標。然而，在國內、外復雜嚴峻的環境下，明年實現國民經濟“穩中求進”的難度較大，政府經濟調控面臨較多不利因素；國際方面，中國經濟必須面對國際環境的巨大不確定性，但外部風險難控。

    國際環境不確定性較多

　　首先是政治因素。一是2012年是美國、法國、俄羅斯和希臘的大選之年，選舉活動可能會干擾相關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增加國際間政策協調的難度，并對未來的政策方向產生較大的不確定性。二是在后金正日時代，朝鮮政權能否順利交接，東北亞局勢在中短期是否能保持穩定，多方博弈的變數很大。三是中東形勢極為敏感，敘利亞、伊朗局勢向何處發展難以預料，這成為國際石油市場和全球經濟的重大風險源。

　　其次是經濟因素。一是歐債危機前景不明。歐洲主權債務在明年一季度大量集中到期，其中利益層級復雜且多國協調難度大，互相仍在試圖擠壓對方的利益空間，一季度將是歐洲進而全球金融市場的危險期。二是美國11月失業率數據降至8.6%和新房開工數環比大漲9.3%，預示美國經濟復蘇向好，但減赤方案爭執不下和脆弱的復蘇能否持續都將直接決定明年全球經濟榮枯。在當前的臨界點上市場相當敏感，極易產生劇烈波動。歐美作為中國最重要的資本來源和最大的貿易伙伴，其經濟前景難料自然會擾亂外貿依存度仍達53%的中國經濟。

　　國內政策拿捏難度大

　　國內方面。在今年緊縮調控的基礎上，明年要為“十二五”規劃落地和經濟增長開疆拓土，松緊之間政策銜接和協調的難度不小。

　　首先，在前景不明的情況下，經濟政策前瞻不易。一是2011年四季度通脹水平加速下行，為經濟刺激政策釋放了少許空間，但是明年在國內投資需求拉動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推動下，不能排除通脹卷土重來的可能性。二是內外需求下行，目前也不能排除國內經濟增長出現硬著陸的風險，這將使得調控政策力度不好掌握。三是貿易順差收窄和資本流出加速，其原因包括外圍經濟下滑和金融市場動蕩的因素，若國際環境突變，也將對國際收支產生較大反向影響。

　　其次，貨幣政策空間狹小。一是明年通脹水平或可下降，但估計仍在3%以上，貨幣量化寬松的空間有限，而且海外普遍的持續低利率環境也在擠壓中國利率調整空間。二是始自2008年的貨幣寬松后果余熱未消，資產泡沫和銀行業信貸風險尚未完全化解，在貨幣供應基數已經很大的基礎上，明年為保障“十二五”規劃落地和擴大內需而再啟貨幣政策，金融風險或將繼續累積。

　　再次，財政政策壓力較大。一是收入來源減少。土地財政遇冷和結構性減稅政策，以及房產稅短期內可能難以全面鋪開，這些因素將會降低未來的財政收入。今年10月和11月的財政收入增長分別只有16.9%和10.6%，已經出現快速回落。二是剛性開支增加。“十二五”期間致力推動的“三農”、民生保障、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等都需要財政的巨大投入。三是歐債危機強烈警示財政風險。雖然我國顯性債務水平不高，但是綜合隱形擔保和地方債務后風險不可小覷。而從本次債務危機看，國家財政和債務規模是否穩健是維系國際信用的重要砝碼，這也是遠比經濟增長更重要的國家安全底線。

　　最后，政策時間緊迫。一是明年是政府換屆和“十八大”召開之年，政策方向調整和重要項目推進可能受到影響。二是今年“十二五”主要項目進展緩慢，明年需要提速追趕。截至今年9月，高鐵、電網、電源、保障房多個重要領域僅完成年度投資計劃約60%，完成“十二五”計劃略超10%。三是時滯效應使得政策斟酌時間無多。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從政策出臺到開始見效一般需要3至6個月時滯。若根據國、內外環境變化相機抉擇，那么政策見效可能最快也要到明年年中。

　　需要倚重市場機制調控

　　必須承認，在明年國內外環境存在巨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實現“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的目標，對于政府宏觀調控是一項嚴峻的挑戰。而回顧中國經濟30年來的發展成就，堅持和深化市場化改革是攻堅克難的寶貴經驗。在新時期和新任務下，同樣需要注重市場機制的運用。為有效化解風險和克服各項困難，明年經濟工作除了要明確總體要求和主要任務、繼續完善宏觀調控外，還需要更多地倚重市場機制進行經濟調控。

　　在宏觀經濟目標上，建議順應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放寬宏觀經濟目標的波動區間，充分調動經濟體的自我修復能力，遵循經濟基本規律。市場建設上，建議大力推進價格體系改革，擴大市場調節范圍，強化競爭機制和減少壟斷領域。在投資規模較大的重點領域，例如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房建設、節能環保、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等方面，建議多運用價格調節杠桿，放寬市場準入吸納更多社會主體參與，預留市場盈利空間，鼓勵創新商業模式。總之，更多地借助市場機制來提高經濟體的自我調節和自主發展能力，引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一方面可以減輕政府調控難度和壓力，使政府部門騰出更多資源來完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也能把挑戰轉化市場化改革的攻堅機遇，借此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更好地支持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證券時報）